May 13, 2016

關於鄭捷,死亡,及其他

這幾天不斷地想,死亡之於人們究竟是什麼意義,而殺戮又意味著什麼。

法務部槍決鄭捷的那晚,溽熱的城裡下起傾盆大雨,閃電四起,雷聲大作。我不是唯一在情緒裡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的人。雖然對戀人淺薄地說「大概老天也覺得台灣的司法出了問題」,但心裡其實幽深地悲傷著,關於那個罪大惡極的靈魂。

我其實好想跟鄭捷說,你大開殺戒那天,是我的生日啊。你讓我過了一個有生以來最傷痛最迷惘的生日,而那個痛得不得了的印記就烙在台灣的大家心上了,往後每年的這一天,大家想起的就是血腥殺戮。你知道這感覺有多差嗎?

那個靈魂也許回到輪迴裡了。他在現世犯了無可寬恕的巨錯,若我們相信果報,他將循著什麼果報而去?將在死亡的清明之後看見什麼?天以雷電迎接他,一個無冤無仇地傷害了二十二人、殺了四人的年輕男子,一個被集體社會決定「必須排除」的存在。他已成一縷幽魂,去為他的業受他應受的——若天理當真昭昭。

可更多時候,我們感覺不到天理。我們只能依循人間社會各自訂下的遊戲規則,去決定獎賞與懲罰。

在我們身處的社會裡,最大的懲罰名為「死」。排除、結束、抹消。沒有機會了,一切不會再重來,因為你如此對待了無辜之人,便必須接受等量之刑度,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那麼,唯有命能抵命。

可是瑩雪,講點不中聽的,鄭捷只有一條命啊,他哪裡抵得過四條命,再說,他死了又怎樣,那四位死者的大好人生也還不回來了。妳只服務了民粹。

其實我不那麼在乎鄭捷死不死。他總是會死的,就像我們每個人都會死一樣。台灣多數人卻因他的死而興奮、寬慰,覺得溫馨,覺得安全。這是一場血的獻祭,卸任在即的政府為民粹奉上的最後一場煙火,先別提程序有沒有瑕疵啦,我們殺了一個人渣惡魔混蛋,有沒有好棒棒?有沒有很開心?而眾人歡呼喝彩。好棒,好安全,好放心,好爽。

我們安全了嗎?

比起伏法的鄭捷,我更有興趣的是犯案之前的鄭捷。


我們沒有那麼不同


如同我很久以前就談過的論點,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背負著或濃或淡的陰影,心中有著或大或小的怪物,因而有時我們陷入絕望、憎恨、鬱結,有時我們感到無以自處,有時我們克制不了自己傷害別人,有時甚至想著如果誰死掉或大家都死掉就太好了。

因為「破洞」幾乎是一種必然。人是如此的軟弱,拿自己的創傷和扭曲去無理地對待別人,被錯待的人有些又繼續複製創傷和扭曲,於是無限循環,被害者成了加害者,人皆渴望救贖,皆懷抱希望,皆走進幻滅。

於是在這中間,有些卡榫慢慢脫落,腐朽,一些不懂呼救的人和一些不懂何謂腐朽的人,終於造成了爆炸式的、殘酷的、無可逆轉的傷害。

當然,這並不是對鄭捷殺人原因的推測。鄭捷身上恐怕有著更加複雜難解的成因。

不久前,有個朋友問我是否該寫篇鄭捷的專題。她的理由是:因為我和鄭捷同樣出身於那種很穩定、看起來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中產階級家庭——那種一般人認為最不可能「壞掉」的背景。(當然他家比我家有錢多了,但穩定度上是相仿的。)在這種背景下長大的我,也許比其他人更容易了解他。

我是想寫的,但我沒機會了。自陳從小學高年級時就想過殺人的鄭捷,最初和我恐怕沒有太大的不同。小學時的我也想過啊,想過把學校炸掉,想過得到超能力召喚殭屍把討厭的老師全部幹掉。(柯文哲如果看到說不定會想坐時光機回去把我強制送醫。)鄭捷和我一樣愛寫小說,他最終把自己暴力殘酷的幻想演活。

差別只是我沒有這麼做,我的(不大的)黑暗安份地停留在創作裡。因為我何其幸運地獲得了充分的人際支持,家人與朋友讓我理解到,在絕望、憤怒、孤獨、暴戾渴望這一切叫囂的負面情感背後,有一個更大的力量,叫愛。

cliché我知道,可是陳腔濫調有它們之所以經典的道理。

因為你學會了同理,學會了去真心珍惜他人的美好、細細撫觸他人的傷痛,學會自己與身邊的人們、路上擦肩而過的人們其實沒有那麼不同,每個人各自背負著各自的黑影與破洞,掙扎著,試著善良一點點,多想一點點,那眾多小小的愛的燭光聚合在一起,成為引領我們不迷失的燈塔。

所以我一直覺得,小燈泡媽媽說的「請大家抱抱身邊親愛的人,對他們說:我愛你。」是一句極有智慧的話。不只因為我們必須珍惜彼此有限的生命,更因為,如此陳腔濫調的「愛的話語」,有著比我們所以為的更強大的力量。


死亡是唯一解嗎?


要死真的很簡單,難的是活著。尤其對鄭捷來說,最難的一定是活著。

我當然也痛恨鄭捷,認為他所作所為無可饒恕。可是恨又如何?失去的已經回不來,到底一個出身優渥又腦袋聰明的年輕男生怎麼變成最恐怖的隨機殺人犯,才是我們真正該問的。要說他根本上就是反社會人格吧,反社會人格者其實很多,散落在你我之間,雖然可能是身邊人們心目中的混蛋,但不會做出這種慘絕人寰的惡行。我們可以怎樣避免下一個鄭捷產生?即使最終找不到答案,這個追尋的過程也絕對必要。

而羅瑩雪擅自強迫我們丟掉這件最重要的工作。殺他,血祭他,讓大家開心就好了。下一次再有bug,再殺掉就好了。

凡是工程師都知道出現錯誤,就要檢查整個程式語言debug,啊現實社會又不是母體可以重開機,說句重話,羅瑩雪妳才是不把受害者的命當命看。因為,現在活著的每個人,也都是潛在的受害者,可能被下一個bug攻擊。

我在情緒上完全可以同理支持死刑的人。對於窮凶極惡之人,如何能不恨?

可是,把死刑視為「嚇阻極重大犯罪」手段的人,是不是心中的怪物都很小隻呢?小到甚至以為去犯這種罪的人會怕死。輕賤生命、輕易殺戮的人,對死亡看得恐怕是最輕的。隨機殺人犯之中有部分是智慧犯、愉快犯,求的是刺激與鬥智,早已失去了常人對生命權的尊重,也失去了常人對死亡的恐懼。我們光是看見被車子輾過的小動物屍體都會哇哇慘叫,他們能夠毫不猶豫地下手奪命,你真覺得,他們像普通人一樣害怕「死亡」這件事?

你也用不著嚇阻普通人。拿把槍給我,讓我站在我生平最恨的人面前瞄準,我也扣不下鈑機。

可是,這麼善良的各位普通人,卻願意繳稅讓國家去幫我們殺掉那些國家判定「該死」的人。「為了保護好人或幫好人復仇而殺掉壞人,是公義之事」這種觀念,我總隱隱覺得哪裡錯了。先不提好人和壞人這種簡單二分法有多失真,這裡先用絕對的無辜者(例如被隨機殺害的小孩子)和絕對的犯罪者(例如隨機殺人現行犯)來假設,因此也先不管國家多麼頻繁地誤判「誰是壞人」——透過殺人,我們真的能夠保護好人、替好人復仇嗎?把壞人關在牢裡不得假釋也能保護好人啊,為什麼一定要殺?再說復仇吧,送一個本來就不在乎死的傢伙去死,而且是輕快迅速沒什麼痛到的砰一下死掉,復仇你個擔擔麵啦。

「啊不殺掉難道要我們納稅養這些廢物?」

先說清楚一點:受刑人在監獄裡可是要工作賺自己的生活費的,而且他們薪水超低,有沒有聽起來就很痛苦。(如果你認為把人關進牢裡的目的是讓他們痛苦的話,應該會很滿意現在的監獄體制,而且一直做超低薪的工作不能換還不能死,好像比死了還痛苦吧。)在資本主義玩到恐怖極致的美國,民營的監獄還能賺錢,對,靠著蓋監獄然後把人關進去賺錢。

而要是冤殺了一個人,那國賠才是可怕的數字,比起「養廢物」要貴太多了。那也是我們的納稅錢啊,我為什麼要為法官的錯誤買單?真要那麼漢摩拉比的一命抵一命,那是不是要殺了法官啊?

我認同刑罰絕對是有必要的。傷害他人者需要為他們的惡行付出代價,這點我毫不質疑。剝奪自由是不是一種很重的懲罰?我認為是。

若我們把社會看成一個隨時變化中的有機體,而非一部機器,那麼,當一個部位出問題了,我們想的不會是把壞掉的零件拔下來丟掉,而是去找出病因,醫治生病的地方,讓身體整個好起來。

所以在懲罰的同時,讓「壞掉」的人好起來,長遠來說,才是保護好人的上策。在惡行蔓延時,找出社會的病根,才能防止癌細胞擴散。我並不想老調重彈地去說一切都是體制的毛病,雖然體制確實有毛病,但更多時候,這些東西是與「價值」更加連帶的。是的,我們的教育只要你考出成績考上台大,不在乎你的人品,這確實是體制的毛病,卻也是價值觀所帶來的;我們不關心人的心理健康,只關心有沒有獲取所謂成功,可是世俗對成功的定義又是那麼狹隘。那些無法找到自身追求、或無法看見自身「破洞」的人,在一片寧靜無事的表象下墜落。


黑暗不能驅走黑暗,細密放進每個角落的光才能


昨天看見小燈泡媽媽的部落格文章被大量抨擊,我的心都要碎了。

要比評論這件事的資格,她可比在座的你我有資格太多。這是一位多麼勇敢而深思的母親——沒有誰比她更痛,她所受的,可是心肝寶貝在眼前被殘忍殺害的痛啊!但她不贅述她心中那難以承受之痛,每一次她公開說話,都有著飽滿的公共性。傷痛留給自己,思考留給社會。如果她的傷能夠作為一種公眾的啟示,那很明確地是:「請不要讓我女兒的悲劇重演」。

請不要再讓任何孩子受傷。不要再讓任何父母擔心受怕。請誠懇面對我們社會的歪斜,請醫治它。請不要輕易被情緒綁架,因為那無助於我們接下來的生活。

她所說的和其他反對這麼快槍決鄭捷的人們並沒有太大不同,但正因她真正地親身經歷過最慘痛的傷害,這份不被情緒綁架的思考更加誠懇,甚至可說偉大。

那種接近神性的無私深深撼動了我。她努力高舉理智與對話的火炬,可惜多數大眾只期待她恨。她不是個「合格」的受害者,民眾失望了,他們想看的是復仇女神Nemesis,她卻像高越展現包容母性的大地女神Demeter

這份可貴的智慧,竟遭如此輕賤。如果,我們真的只要恨就足夠,只要殺人償命就行,那不要批評自殺炸彈客了,他們無差別殺人的同時就自我了斷了呢,連審判都不必,直接血債血還,多乾脆。

可是我們明知不是那樣的。我們明知,美國的反恐戰爭之所以無效,就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想解決問題的根源。

斷開惡的鎖鏈,才能避免惡繼續繁殖。這點,在無差別殺人現象上也是適用的。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讓每個人都有能力把自己的身心照顧好、調整好,幫助狀態已經在邊緣或墜落中的人康復到能夠和自己與他人和諧相處,好好活著,不論對於青少年或成年人皆有這樣的機制,那麼,是不是就會安全很多?

在我週遭,所有能安穩(即使過程也許驚險)社會化的人,幾乎都遇過所謂的「貴人」。那是,在我們最低潮的時候拉我們一把、幫我們看清自己、幫我們掃除不安、絕望、孤單的朋友、親人、愛人或師長,我們何其幸運,在每一處十字路口都碰上了天使而非魔鬼,讓我們在最黑暗的困頓裡也能握緊手中小小的燭光,堅信這世界還未完全放棄我們。可是,有些人沒得碰上。

如果,台灣的教育、價值觀念、社會制度,讓這種貴人功能的救急船觸手可及,大家也知道何時你會需要它,例如,從國中就有心理教育課程,心理諮商普及,是不是會降低中二少年們「壞掉」的機率?不能說這樣就可以太平無事,但我們也許不會有下一個走到那麼極端的鄭捷。

因為黑暗不能驅走黑暗,唯有細細密密地往每個陰暗的死角裡安上燭光,才有可能,稍微可能,開始治療我們身處的這個傷痕累累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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